深圳小伙在医院里“摇试管”，竟为朋友父亲“摇”回一条命！

很多人不知道，医生其实是分为两种的。

一种是做临床的，就是平时出来看病做手术那些，另一种是搞科研的，主要呆在实验室里“摇试管”。

你听了可能会觉得，做科研的医生，有啥用？

可很多时候，病人命运的逆转恰恰是靠这些躲在实验室里“不干正事”的科研医生。

前些年，有一位病人，肚子里积了很多腹水，在老家的医院，他被诊断为“绝症”。

可是他才50出头啊，在农村忙活了大半辈子，还没来得及享受天伦之乐……

绝望之中，病人的儿子带他来到了深圳求救。他的朋友正好在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实验室里工作，小伙子帮忙看了一眼，仔细分析后觉得不对劲。

之前，他和小伙伴们刚研发了一种通过检测血液来诊断结核病的方法，但只检测过血液，从未测过其他体液。

他大胆地使用那个试剂盒对病人的腹水进行了检测，结果证实那根本不是绝症，而是“结核性腹水”！

根据这个诊断，医生为他改变了治疗方案后，患者果然迅速转危为安，一个家庭的命运就此改写！

这个“神奇”的实验室小伙子叫张国良，今年36岁，年纪很轻，却已经是传染病科研的“老司机”，不断为临床前线的小伙伴送上“助攻”。

今年5月3日，他当选首届“深圳十大杰出青年医生”。

他在评选现场的TED演讲，生动地讲述了一个“坐冷板凳”的实验室医生，如何改变人类健康的命运。

大家好！我是青年医生张国良，却是一名传染病科研的“老司机”。

很多人一听到“传染病”这三个字，就闻之色变。“传染病”研究意味着什么？传染性、高风险性、病毒、细菌……

的确，人来的进程就是一部与传染病斗争的历史。历史上，鼠疫曾夺走欧洲1/3人口的生命，天花也帮助西班牙殖民者征服了美洲。

而我，怎么坐了传染病科研这个“冷板凳”，而且一坐就是十几年？

其实刚开始工作，我是临床医生，后来由于工作需要，把我安排在研究所工作，而我还老大不愿意。作为临床医生，每天面对患者，大多可以改善或治愈，收到的都是欢喜和成就感。可是做科研，每天做的事70%都是错的。

今年年初，我在《Nature》子刊上发表了一篇预测结核风险基因鉴定的文章。好多人说，你很牛啊，都在《Nature》子刊上发表文章了。可他们不知道，这背后走了多少弯路。

为了做这项研究，我搜集了3000多例队列，找了近4000个标本，用自己设置的新技术方法摸索了4年，共1200多天。可最后的结果远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。

当时医院为了这个项目，投入了好几十万，如果没有产出，就相当于投资失败。那段时间，我心灰意冷，见到领导和同事都没底气，就感觉自己脑门上就贴着“loser”这个标签。

此路不通，换条路行不行？

突然有一天，我转化思路，换了个方法，在这项研究的大海里继续“捞针”。幸运的是这次捞到“宝”了。

四年走错的路，我四个月就走对了，预测了结合风险基因的鉴定。我兴奋地请了五天假，去桂林旅游了一趟。“工作十几年，我从来没请过一次年假，这是我给自己最大的犒劳。”

也有人问我，你怎么那么无趣啊？每天对着那些病毒和细菌，不会说话也不没有表情，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？其实，潜水的人都知道，海底捞针，能不能捞到针一是能力，二是运气，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遇见什么小生物才是惊喜。

这也是科研能坚持下去的最重要态度，对未知世界抱有无限的好奇。

当然，就像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一样，每天做着重复的工作也会无聊，但一定要耐得住寂寞。

2008年，为了抵御H5N1，我在上海中科院做一个实验课题，要从1.2万株细胞中筛选出我想要的抗体细胞。那段时间，我每天从早八点，到晚12点，日复一日马不停蹄地做实验，加样过程中手都麻木了，胳膊酸痛的抬不起来......

那年春节，我一个人在上海过，没有亲人、没有朋友、没有年夜饭，只有一碗方便面和一罐青岛啤酒，守着那1万多株细胞，听了实验室窗外传来的跨年钟声。

幸运的是，那1.2万株细胞最终取出了3个抗体。这3个抗体可以用来中和病毒，从而治疗患者。

干一行，爱一行。有的人觉得很可怕的病毒和细胞，在我看来，形态各异，有着无限的神秘感，就像宇宙中浩瀚的星球一样。未来我要做的，就是继续和一代代医生来探索和揭秘医学的未知领域，这条路很艰辛，但一定要走下去。

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！

✎ 科研“老司机”

主持国家“十二五”、“十三五”传染病重大专项子课题2项。

以第一负责人身份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、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2项、广东省医学科研基金2项、深圳市科技计划项目5项，参与国家、省、市级项目10余项。

✎ 临床也是“小能手”

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手段治疗多种慢性感染病，如肝炎肝硬化、肝癌前病变的早期诊断和中医药干预，降低抗结核药物副反应，结核化疗后康复调理等。